浅议立法权的限制问题

有一天晚上，参加姜兄的读书沙龙，讨论到规则的问题。一个女同学说规则是人定的，是可以改的。不错，规则是可以改的，但我认为不能轻率地随意改变。而且我觉得有些体现普适价值的规则是不能改的。我举了个例子，我说我们在场的共有十八人。假如我们这十八人组成一个议会，讨论的议题是是否应该把我处死。然而，我是无辜的，只因我长了一张惹人讨厌的脸。投票的结果是十七个人赞成，一个人反对——这反对的人自然是我，我在捍卫自己的生命。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我被判了死刑。这种判决是否是合理的？
很多学生怔住了，但有一个学生说是合理的。因为我的死刑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决的。那么，照这么说，只要是多数人赞成的事，无论是什么事，都可以做，并且都是合理的？都具有正义性？这样的推论太可怕了。但可悲的是，历史上、现实中这种情况太多了。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借多数的名义将少数人打成“右派”、“反革命者”，然后肆意地对他们进行辱骂、殴打、践踏、监禁、处决……由此，我想到立法权的限制问题。
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，不应对立法权进行限制。那么，立法机构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通过多数的名义出台一项项恶法实施对少数人自由的侵犯，甚至导致对少数人的奴役与屠杀。这种行为在革命年代见得多了。革命往往是对旧制度、旧秩序的摧毁，这种摧毁往往是无度的，于是难免会造成对自然法的摧毁，对人权的践踏。革命者往往以革命的名义、以重建乌托邦的名义把一部分人判为反革命，然后按“人民民主专政”的原则剥夺那一部分人的自由、财产乃至生命。电影《活着》中的龙二最初是将要被剥夺财产权（公家要分他那院房），由于他的反抗，公家又剥夺了他的生命。这种无原则、无限制、无限度的革命行为就像脱缰之野马，肆意驰骋在人权嫩苗的田野之上，于是导致无限的专制、无度的暴力和血腥的统治。很多革命政府并非在政权建立以后才开始专制，问题是革命本身就是专制的。